A股，美股，“财富-科创”

本文以美国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为参照，旨在探讨我国如何使科技创新切实成为驱动居民财富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打造“财富-科创”循环。

美国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财富‑科创”循环范式。在投资端，美股结构顺应经济转型持续优化，股票指数随之吐故纳新；“美联储看跌期权”提高了“逢低买入”策略的胜率，为市场预期提供制度性稳定支持；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持续流入，构筑了坚实的资金基底。在融资端，“企业链主”模式从产业与资本双重视角为创新企业提供深度赋能，结合活跃的并购与IPO市场，构建了畅通的退出渠道；同时，美股上市公司通过持续回购与分红积极回馈股东，成为资本市场长期流动性的净提供方，进一步巩固了投资与融资的良性循环。

我国的“财富-科创”循环正初具雏形。在投资端，经济结构向科技创新转型的趋势已在A股市场中得到清晰反映，电子行业市值已跃居首位；中央汇金在关键时点的干预，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稳定机制；以保险资金、养老金为代表的长期资本正在成为A股重要的机构资金来源。在融资端，监管部门积极完善并购与IPO “双轮驱动”的股权投资退出格局，拓宽资本流动渠道；A股鼓励分红和回购，逐步实现向投融资动态平衡的转变。

未来，我国还需重点在以下四个关键环节加以强化：第一，进一步完善常态化稳市机制，以显著降低A股市场的波动率；第二，培育普通居民养成以ETF代替个股投资的投资习惯；第三，依托注册制改革，为具有“卡脖子”技术突破潜力的企业开辟IPO与并购的高效绿色通道，同时源源不断向指数注入新活力；第四，推动个人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并探索住房公积金等存量资金的多元化配置路径。

A股本轮牛市自2024年“9·24”启动以来，以AI泛科技为核心的产业升级主线领涨市场。摩尔线程以88天“闪电速度”过会科创板，中签者首日获利超28万元；科创创业50指数2025年年内涨幅超过62%[1]，凸显A股科技赛道的卓越投资价值。上述现象表明，我国的“财富-科创”循环正在初步形成：资金通过多种渠道大力支持科技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通过资本市场反哺居民财富。未来，让更广泛的普通居民持续分享这场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红利，我们仍需在制度、市场与金融工具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构建与完善。

本文以美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经验为参照，旨在探讨我国如何进一步畅通居民“财富-科创”循环，使科技创新真正成为驱动居民财富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动能。

一、居民财富的科创循环

宏观经济恒等式 S = I（储蓄 = 投资）是理解居民财富向科创领域流动的逻辑起点。全社会投资资金源于居民储蓄，其规模取决于未来收入预期与边际消费倾向；而储蓄的最终投向则受居民风险偏好与期限要求的影响。作为风险转换的枢纽，金融部门（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机构）的核心功能正在于匹配居民资金的多元化需求与不同类型金融产品，例如存款、养老金、银行理财和各类基金。

居民财富与科创企业资金匹配需要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做好配合：（1）银行体系通过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包括成长期投贷联动与成熟期并购融资，实现对科创企业的资金支持；（2）一级市场以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为核心，通过“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模式，由专业管理机构汇聚高净值个人与机构资金，连接居民财富与早期科创企业，实现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3）二级市场提供指数ETF、科创主题基金等标准化金融产品，为更广泛的居民提供低门槛的、便捷的投资科创上市公司渠道。

“财富-科创”循环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现代金融体系，将分散的、低风险偏好的短期储蓄，高效转化为能够识别、承担并匹配科技创新风险的长期资本，最终借助企业价值增值回馈居民部门，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这一循环的畅通，依赖于两大支柱：一是持续涌现的优质科创企业供给，二是资金端实现有效的风险与期限匹配。

二、美股长牛的密码

美国已形成成熟的“财富-科创”循环范式：

在投资端，美股结构顺应经济转型持续优化，核心指数吐故纳新。自金融危机以来，科技巨头凭借盈利增长与估值扩张双轮驱动，引领市场走出长牛；“美联储看跌期权”为市场预期提供制度性稳定支持；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持续流入，构筑了坚实的资金基底。

在融资端，“企业链主”模式从产业与资本双重视角为创新企业提供深度赋能，结合活跃的并购与IPO市场，构建了多元、畅通的退出渠道；同时，美股上市公司通过持续回购与分红积极回馈股东，成为资本市场长期流动性的净提供方，进一步巩固了投资与融资的良性循环。

2.1 指数吐故纳新，解决选股难题

二战以来，美国股市经历了三轮长周期牛市，这三轮牛市均伴随着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从战后制造业繁荣催生的“漂亮50”，到信息革命孕育的科技股浪潮，再到金融危机后数字经济驱动的“七巨头”崛起，每次产业跃迁都对应着股市主导力量的更迭。美股三轮长期牛市展现出，经济增长中枢下移或危机冲击之后，并不会必然导致股市长期回报下降，结构性创新机遇往往随之孕育，并推动市场形成以新产业为核心的结构性行情。

2.1.1 第一轮长期牛市：战后繁荣与“漂亮50”的兴衰（1949-1972年）

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经济复苏，国内则迎来“婴儿潮”带动需求扩张。与此同时，美国开启了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的深刻转型：原有军事工业技术向民用领域转化，制造业持续升级，化工、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迅速发展，生产力快速提升，企业盈利持续增长，推动股市进入“黄金年代”。这一时期，机构投资者开始聚焦于业绩稳定、行业地位稳固的消费和医药板块龙头公司，形成了著名的“漂亮50”（Nifty Fifty）组合。这些公司（如可口可乐、宝洁、强生等）因盈利可持续性强，被市场赋予“确定性溢价”，1972年其成分股的平均市盈率一度高达45倍，权重占标普500指数达30%。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石油危机爆发，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与此同时，国内产业面临转型压力：传统制造业受到日本和欧洲的激烈竞争，部分产业开始外移，经济结构向服务业与高技术产业升级的阵痛显现。宏观环境恶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叠加，“漂亮50”估值体系崩塌。尽管这些公司业绩仍保持稳定，但其高估值在利率飙升、风险溢价上升以及产业增长预期分化的背景下难以维持，股价在1973-1974年间大幅回调。

2.1.2 第二轮长期牛市：全球化与科技浪潮（1982-2000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通过激进加息成功遏制了高通胀，为美国经济奠定了低通胀的长期基础。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结构正经历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与科技产业的关键转型：在“里根经济学”推动的供给侧改革下，企业税负降低、管制放松，激发市场活力；随后克林顿政府大力推动“信息高速公路”战略，标志着信息技术从新兴产业发展为国家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升级。这一进程与经济全球化深度融合，共同推动美国进入以“高增长、低波动”为特征的“大稳健”时期。

在此期间，美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显著减弱，而利率中枢的长期下行带动股市贴现率持续降低，成为驱动估值系统性扩张的关键力量。这轮牛市持续时长达18年，中间虽曾被1987年股灾等短期冲击所打断，但在宽松的货币环境、持续的结构转型与坚实的经济增长支撑下，市场整体趋势持续向上。这一繁荣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顶峰，由互联网技术创新与信息化进程催生出巨大的科技股泡沫，投机狂热推动市场估值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最终于2000年初走向破裂。

2.1.3 第三轮长期牛市：量化宽松与科技巨头崛起（2009至今）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QE）并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历史低位，为市场注入充裕流动性。危机后，美国的经济结构也经历了深刻转型，传统金融和房地产部门受到重创，经济增长引擎加速向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与高附加值服务业切换。科技行业更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载体。以“七巨头”（Magnificent 7）为代表的一批超大型科技公司，凭借其在数字生态中的技术领先、网络效应与平台优势，不仅实现了自身收入与利润的快速增长，也通过技术输出、资本扩张与产业链整合，持续推动全球产业链进行升级和重构。

2013年至2025年12月间，纳斯达克100指数与标普500指数累计涨幅分别达9.2倍和4.6倍，而科技“七巨头”指数涨幅高达21.5倍，显著领涨美股。这轮牛市在流动性宽松的宏观环境下，市场资金高度向引领数字化转型的科技核心资产聚集，展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这不仅是估值现象，也是资本对技术驱动经济增长范式的确认。

科技引发的市场格局的根本性变化，深刻影响了金融危机以来股市的周期演变，并导致市场中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差距持续拉大。自2014年以来，“七巨头”在纳斯达克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持续强化。其总营收占纳斯达克整体的比例从30.6%大幅提升至46.0%，总净利润占比从38.28%跃升至56.54%，持续为纳斯达克贡献了绝大部分的盈利增长。

从美股内部增长结构看，“七巨头”的营收增速长期显著超越标普500指数中的其他成分股，盈利增长的优势则更为突出。在2023年至2024年美国加息周期中，各类行业整体承压，但“七巨头”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净利润增速分别达到9.0%和43.5%，而同期其他成分股的增速仅为1.3%和1.6%，增长动能差距显著。

2.2 联储看跌期权，提供下跌保护

美股长牛并非一帆风顺，也会经历大型冲击，如1987年的美股崩盘、2020年的公共卫生事件等。每次美股大跌都会造成短期流动性冲击，导致市场波动率大幅提升。1987年10月19日，美股出现了“黑色星期一”，10月20日开市前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表示准备为经济和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向市场确立了美联储“最后贷款人”的预期，随后美股在2个月内走出恐慌。“Fed Put”（美联储看跌期权）自此诞生。

继格林斯潘开创央行护航股市的先河以来，历届美联储都在美股重挫时站出来捍卫市场信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将利率降至零（0-0.25%）并开创量化宽松(QE)，非常规工具直接购买大量债券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市场在5个月内止跌企稳；2020年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美股三次熔断，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将利率降至零并启动无限QE，此次行动速度和规模空前，市场即日见底企稳。

面对外部突发冲击，美联储强有力的干预能够相对较快地稳定市场，“美联储看跌期权”已成为美股化解重大流动性危机，形成市场长期稳健增长预期的重要工具。

我们采用“逢低买入”（Buy the dip）策略的历史回测数据，来衡量“美联储看跌期权”对市场预期的稳定效果，当标普500指数在过去30个交易日内出现超过15%的最大回撤时，分别计算买入后持有1个月和3个月的收益表现。在1987年10月“美联储看跌期权”出现之前，此类情形共发生12次，“逢低买入”策略的胜率仅为41.7%，持有1个月和3个月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08%和1.01%。而在该政策预期形成之后，相同策略的胜率大幅上升至91.7%。除2008年10月金融危机极端时期外，该策略在其他重大危机出现时均表现有效，持有1个月和3个月的平均收益率也显著提升至5.40%和10.83%（剔除2008年10月数据）。

“美联储看跌期权”通过建立明确的政策预期，有效增强了投资者在市场大幅下跌时逆向买入的信心，对市场情绪与价格形成了显著的稳定作用。

“看跌期权”的保护使得美股的长期夏普比优异，为投资者带来较好的持有体验，吸引美国的家庭部门投资股市。

美国家庭长期维持较高的权益资产配置比例。根据美联储披露的数据，美国家庭权益资产配置呈现结构性转变：直接持股规模自2013年以来趋势性下降，而通过共同基金持有的间接投资占比显著提升。在此期间，家庭持有股票资产的规模中位数保持平稳。在配置结构上，2021年至2024年间，美国家庭对国内权益基金的配置比例始终维持在50%以上。若将全球权益基金及混合型基金中的权益部分（按50%估算）纳入统计，则家庭投资于共同基金的资金中约有70%最终配置于各类权益资产。

2.3 长钱重仓股市，构筑长期基石

金融危机后美国共同基金市场的一个重要转变是指数基金[2]和ETF基金的崛起。2008年以前美国共同基金以主动管理为主，占比超90%，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投资者风险容忍度降低，具有良好风险分散能力的指数基金和ETF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

这一现象在权益类基金中更加显著。从资金流向来看，从2015年到2024年，指数型国内股票共同基金和ETFs获得了2.9万亿美元的净现金和再投资股息流入，而同期主动管理型国内股票共同基金则出现了3.0万亿美元的净资金流出。

美国居民的储蓄通过养老金体系实现资本化与长期化，其权益资产配置偏好深度塑造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以401(k)计划为代表的第二支柱（DC计划）[3]和个人退休账户（IRA）[4]为代表的第三支柱，已成为美国股市最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和稳定资金来源。截至2024年底，DC计划资产规模达12.4万亿美元，其中401(k)计划占8.9万亿美元；IRA总资产为17.0万亿美元，占全美退休资产的39%。

美国居民通过养老金的配置行为呈现鲜明的年龄与结构特征。在401(k)计划中，资产配置往往通过目标日期基金等默认选项实现自动化、长期化。ICI数据显示，年轻参与者权益配置比例极高，例如20–30岁年龄组中89.5%的资产投资于权益类资产。随着年龄增长，配置逐步向固定收益类倾斜，60-70岁持有者权益配置比例下降至57%。而在IRA账户中，投资者拥有更大自主权，仍普遍偏好权益投资30–40岁的传统IRA和罗斯IRA持有者中，投资于股票及股票基金的比例均超过60%。这种高权益偏好，使得养老金体系成为美股长期资金的核心供给方，也让普通家庭得以通过制度化、分散化的方式，分享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的红利。

2.4 链主风投盛行，退出渠道多元

美国一级市场形成了以市场化风险定价、多元化退出渠道和长期资本支持为核心的完整生态系统，实现了投资、培育和退出各环节有机衔接。

美国私募股权退出呈现出以并购为核心、IPO为补充的鲜明特征。在2019-2023年间PE机构通过公司并购和发起人退出占比合计达77.54%，而IPO退出仅占22.46%，这种格局与美股二级市场定价理性，新股溢价有限有关。

企业风投者（CVC,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构建了独特的创新模式，各个行业巨头绕其产业链进行布局，实现构建生态系统、锁定技术标准并保障供应链安全。从投资偏好来看，企业风投者更加侧重于投资成熟的初创企业，通过更成熟的产品开发来降低投资风险，注重战略协同而非短期的财务回报。在2014-2024年间，含企业风险投资参与的交易额占美国风险投资总额的46%以上，数量占比在21%以上。这些产业资本虽然越来越多地参与早期投资，但仍保持对成熟初创企业较大的投资比重。

美国一级市场通过“链主引领投资”与“多元渠道退出”的机制协同形成了良性循环，对创业者而言，选择产业“链主”作为投资人意味着获得的不仅是资金，更是加速发展的确定性，同时不必过度依赖IPO，可通过并购整合实现资本回报；对投资生态来说，这种模式提升了资本效率，减少资金沉淀，加速资本循环和再投资，并培育了不同阶段企业都能找到适合融资和退出方式的创新梯队。这一完整闭环对美国持续培育创新企业和推动科技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2.5 企业积极回馈，盈利反哺股东

美国上市公司具备成熟的股东回报机制，其通过股份回购和现金分红向股东回馈的资金规模，长期显著超过通过IPO和增发所获得的股权融资总额，这使美股整体成为资本市场的净回馈方而非净融资方。

在2018年至2024年的七年间，美股上市公司累计回购与现金分红总额达10.3万亿美元，而同期的股权融资总额仅为1.83万亿美元，净融资额为-8.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扣除融资活动后，上市公司平均每年向市场净回馈的资金约占其总市值的4%，持续为市场注入流动性。

从长期趋势看，美股自2009年本轮牛市启动以来，其股权融资强度（即IPO与增发融资之和占总市值的比例）整体呈现下行趋势。仅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因美联储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该比例出现短暂小幅回升。

在盈利能力与回报力度方面，2018年至2024年间，美国上市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约11.5万亿美元。同期，其用于股份回购与现金分红的金额分别高达5.4万亿美元与4.9万亿美元，合计占净利润的比例接近90%，凸显了其强烈的股东回报意愿。

科技“七巨头”在股东回馈中的主导作用。七家公司回购规模占比自2021年以来持续攀升。在2024年，这七家公司回购总额就达到2236.4亿美元，占当年美股总回购规模的22.3%，成为推动市场整体回购增长的核心力量。

三、构筑A股长青的基石

3.1 经济结构转型，ETF投资顺势而为

从美股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速中枢下移并不必然导致股市回报率下降。通过资本市场结构优化、制度创新及资金端改革，鼓励优秀的成长型企业上市，实现“盈利稳+估值升”的路径，股市可以实现与经济转型同步的长期回报。

3.1.1 经济科创转型，A股“含科量”提升

2021年以来，随着地产拉动作用减弱，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科技创新对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以科技和出海为代表的“新经济”在基本面和资本回报上显著优于传统行业。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向科技创新转型，而且这种转型已经在股市结构中体现出来。

A股的IPO结构向新兴行业倾斜。自2019年科创板设立并试点注册制以来，A股IPO显著向电子、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等硬科技领域集中。其中，电子行业IPO规模达4702.7亿元，占总规模的19.74%，成为募资主力。

A股的行业市值格局重构。截至2025年11月底，电子行业总市值已超越银行业，成为A股第一大行业，标志着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定价能力显著增强。双创板块（科创板、创业板）营收和净利润占比持续上升，进一步印证新经济企业成长性。

从当前市值结构看，A股市场对新经济的代表性已显著增强，但与美国成熟市场相比仍有提升空间。按照GICS行业分类统计，目前A股中新经济产业的总市值占比已达到36.31%，美股市场新经济产业的市值占比高达58.46%。A股市场的行业结构仍具备向更高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领域持续演进的空间与潜力。

3.1.2 居民指数化投资蔚然成风

自2024年“924”本轮牛市启动以来，居民资金入市方式日益呈现显著的指数化与被动化倾向。截至2025年3季度末，我国被动股票基金持有A股规模达4.12万亿元，高于主动权益基金持有A股的3.03万亿元。被动化投资观念已经蔚然成风，深入人心。

对于希望分享科技创新红利但缺乏专业研究能力或足够资金的普通散户而言，ETF以其分散化、低门槛和规则化的特点，成为一项降低投资难度、分散投资风险的实用工具。

随着A股市场结构向科技创新持续倾斜，主要指数的行业构成也呈现出显著的“科技含量提升”特征。从股票ETF跟踪指数的行业分布来看，全市场有48.24%的指数其第一大权重行业属于TMT板块，覆盖产品数量达506只。其中，宽基ETF与主题ETF中具有明显TMT风格的产品占比较高，分别为73.5%和37.8%。具体而言，在中证A500、创业板50、科创50及中证1000等代表性宽基指数中，TMT行业均位列第一大权重板块，占比分别达到26.14%、44.96%、75.38%和31.23%，充分体现了科技资产在当前A股指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3.1.3 ETF取代个股成为投资新范式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高效且风险可控的参与方式。ETF通过跟踪特定指数，其成分股会定期进行调整，优胜劣汰，自动纳入符合标准的新兴企业，调出发展滞后或面临退市风险的个股。这种机制使得ETF能够持续保持活力，聚焦于各领域的优质企业。

指数化投资显著降低了股票投资的风险。科创企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技术迭代快、盈利波动大，普通投资者难以深度研究财报并精准把握其投资价值。而投资一只科创板相关ETF，相当于一次性买入一篮子经过筛选的科创企业。即使其中某家公司表现不佳甚至退市，其对整个投资组合的影响也远小于单一股票投资所带来的风险。

在投资门槛上，以科创板为例，个人直接投资其股票需满足“50万资产与24个月交易经验”的适当性要求；而购买科创主题的ETF则没有任资产和投资经验要求。在资金规模上，以寒武纪为例，当前寒武纪股价为1300元左右，按科创板最小交易单位200股计算，直接买入需资金约26万元。而通过二级市场买入一手（100份）科创50ETF在百元左右，相较投资科创板个股的投资门槛大大降低。

ETF投资有望代替个股投资。截至2025年12月，通过科创50被动指数规模持有的寒武纪-U、海光信息、中芯国际规模分别达188.5亿元、180.3亿元和180.0亿元，占流通股的比例分别达7.08%、9.82%和8.34%，指数化投资已成为这些股票重要的配置力量。

近年来，指数权重呈现出集中度提升的现象。以创业板指为例，该指数共包含100只成分股，2015年该指数的前五大成分股、前十大成分股的权重分别为19.03%和28.30%，2025年则分别增长至46.61%和59.04%。这意味着权重和资金在进一步向龙头公司倾斜。这种由指数编制规则与市场选择共同驱动的“优中选优”机制，使得ETF在顺应产业结构变迁的同时，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风险分散、透明度高且成本效益显著的投资工具，在动态变化的市场中持续实现投资组合的“长青化”。

3.2 中央汇金维稳，降低股市波动

中美股市的一个显著差别是A股波动率高于美股，而降低波动能够显著提升投资者的持有体验。2025年4月7日，中央汇金在公告答记者问中首次明确其类“平准基金”定位，进一步凸显其在维护市场稳定中的基础性角色。

2025年4月的“对等关税冲击”，中央汇金在交易时段罕见发布公告，并协同多方力量，两日内宽基ETF流入资金规模超2600亿元，迅速稳定市场预期，助力A股后续企稳走牛。在随后的一个月内A股各主要股指均完成了回撤修复，在之后的5月至7月间开启了慢牛走势。中国版本的“逢跌买入”策略正在形成。

根据前十大持有人统计，截至2025年6月底，中央汇金合计持有股票ETF市值达1.28万亿元，占全市场股票ETF总规模的42.2%。自2024年以来，中央汇金显著加大了对中证1000ETF、创业板指ETF和科创50ETF等小盘与成长风格品种的配置力度，逐步构建起“以沪深300为压舱石，兼顾小盘与科创风格”的均衡配置格局。

3.3 长线资金增配，徐徐注入活水

从资金端来看，以保险资金、养老金为代表的长期资本正在成为A股重要的机构资金来源。国有保险公司已全面推行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明确要求每年新增保费的30%投向A股。在2023至2025年期间，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分别增加了2.8万亿元、5.1万亿元和4.2万亿元，据此估算每年有望带来超万亿元的增量配置资金。

个人养老金账户自2022年11月正式启动以来，其产品体系持续丰富，投资范围逐步拓宽，从最初的养老目标基金，扩展至覆盖创业板指、科创50等一系列聚焦成长风格的指数工具。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金封闭运行至退休，天然具有长线资金属性。其可投资范围的扩大，能够更有效地引导居民储蓄投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国家战略重点领域上市公司，实现“长钱”与“优质资产”的对接。

3.4 发展并购市场，与IPO双轮驱动

当前，我国一级市场的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PE/VC）在支持科技创新企业过程中，仍高度依赖首次公开募股（IPO）作为主要退出路径，并购等多元化退出渠道发展相对滞后。数据显示，在2019至2023年间，PE/VC支持的企业中通过IPO实现退出的案例占比持续超过50%，而借助并购或借壳完成退出的比例不足10%，呈现出对公开市场较强的路径依赖。

为拓宽退出通道并引导资本流向，监管部门正积极完善并购与IPO“双轮驱动”的股权投资退出格局。

二级市场方面，为拓宽硬科技企业的直接融资通道，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改革以更具包容性的上市标准，为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创新企业开辟了“绿色通道”机制[5]。例如，国产GPU企业摩尔线程于2025年11月从提交申请至成功过会仅历时约88天。当科技企业成熟、具备产业化条件后，绿色通道的设立为一级市场提供了高效退出渠道，进而引导更多资本投向关键科技领域，形成“早期投资—适时退出—再投入创新”的良性循环。

一级市场方面，监管层积极推动并购市场发展。2024年前后推出的“并购六条”等一系列政策，旨在鼓励上市公司特别是行业龙头企业，围绕主营业务开展产业整合，吸纳具备技术突破潜力的中小企业，从而加速产业链升级与供应链自主可控进程。政策落地后，重大资产重组的审核周期已显著缩短至3个月左右[6]，进一步畅通了非IPO退出路径。

中基协数据显示，2025年国资背景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数量达4099家，管理规模达17.42万亿元，占比分别达35.3%和64.5%。一级市场呈现出国资主导特点，资金诉求突出国家战略和科技引导属性，并加快向信息技术（含人工智能）、半导体、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硬科技板块集聚。清科数据显示，上述四大领域的投资案例总金额占比，已从十年前的约20%上升至当前的70%左右。

3.5 强化股东回报，促进投融资平衡

在融资与回报结构上，A股逐步实现向投融资动态平衡转变。2016年之前，股权融资规模持续高于上市公司分红与回购总额。2016年后，这一格局逐步改变，上市公司回报股东力度显著增强。分红总额占上年末总市值比例自2008年以来整体呈上升趋势，股份回购规模也在2020年后大幅提升。2024年，A股现金分红总额达2.3万亿元，占上年末A股总通市值的2.66%；回购金额达882.4亿元，占比0.10%。

近年来，监管政策持续引导上市公司增强股东回报。2024年4月，“新国九条”明确提出强化上市公司分红监管，鼓励一年多次分红、预分红等机制，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提升现金回报水平，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四、中国如何实现“财富-科创”循环？

目前，中国已初步摸索形成科技创新全链条的金融支持体系，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创新孵生阶段，依赖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和公益捐赠提供早期风险资金；第二阶段，进入产品成熟和行业引入阶段，由国家引导基金牵头，并引导银行AIC、险资、社保、信托等长期资本通过股权投资介入；第三阶段，科技公司通过IPO“绿色通道”或并购等方式完成一级投资退出；第四阶段，在IPO成功上市后，ETF等产品承接二级市场资金；第五阶段，居民和各类机构投资者通过指数参与二级市场投资，分享科技公司成长红利；第六阶段，中央汇金形成市场维稳预期，降低波动率，提升投资者的入市信心和长期投资体验。

未来，我国还需重点在以下四个关键环节加以强化：

第一，进一步完善常态化稳市机制，以显著降低A股市场的波动率。

稳定的市场环境是吸引居民和长期资金参与的基础。美股自“美联储看跌期权”推行以来，“逢跌买入”策略有效性显著提升。2025年4月中央汇金在“对等关税”冲击下的果断干预，已初步验证了此类机制在A股的有效性。未来我国应持续强化预期管理，不断强化投资者对市场“下有底”的预期，从而有效稳定市场情绪，从根本上改善投资者的持有体验和信心。

第二，培育普通居民养成以ETF代替个股投资的投资习惯。

当前，我国居民资产中权益配置比例仍偏低，风险偏好较低，资金期限较短。引导普通居民养成通过ETF等产品进行长期资产配置的习惯，推动投资理念从个人“择股”向“指数化配置”转变。这不仅能显著降低直接投资高波动科技个股的门槛与风险，也能为市场带来更稳定的长期资金。在产品供给端，鼓励各类资管机构进一步丰富低费率、宽基及细分赛道指数产品供给，使居民能够便捷、高效地分享科技创新的整体红利。

第三，依托注册制改革，为具有“卡脖子”技术突破潜力的企业开辟IPO与并购的高效绿色通道，同时源源不断向指数注入新活力。

健康的资本循环需要多元化的退出渠道。一方面，需深化注册制改革，保持IPO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巩固“硬科技”企业上市的“绿色通道”。另一方面，进一步发展活跃的并购市场，改变当前过度依赖IPO退出的局面。建议积极借鉴美国以并购为主导的退出模式，落实和完善“并购六条”等政策，鼓励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并购整合产业链上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形成“早期投资-产业整合-并购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全面提升资本在整个创新链条中的运转效率。

第四，推动个人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并探索住房公积金等存量资金的多元化配置路径。

长期资金是支撑科技创新企业跨越发展周期的关键。应加速推动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入市。一方面，可考虑优化个人养老金账户设计，适时提升缴费额度，并扩大权益类资产的投资范围与比例。另一方面，可探索盘活存量资金，如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将部分住房公积金结余资金通过市场化、专业化方式配置于资本市场的可行性，设立类似于新加坡公积金中的特别养老投资账户[7]。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结余资金规模较大，自2016年披露年报数据以来，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增值收益率在1.45%-1.65%的区间内波动[8]，若类比同样需要注重安全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均投资收益率5.44%（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通过创新制度为市场引入更多源头活水，优化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

文章来源：兴业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