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资管市场，香港财富管理市场

2024年，在全球资产管理行业普遍呈现出“被动化（年均增速8%）、低费率(行业平均费率为0.22%)和头部化(TOP10占TOP500资管规模35.7%)”的趋势下，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市场走出了一条“离岸机构和高净值资金驱动、全球灵活配置，主动管理为主、高价值服务定价”的精品化路径。

截止2024年末，香港市场管理规模强势复苏至35万亿港元，全年资金净流入达7050亿港元，同比增长81%。这一增长的根基，源于其独有的三大支柱：“两头在外”的跨境网络（资金63%来自非本地投资者）、“中枢在港”的管理生态（超58%资产在港决策）以及“内联外通”的超级联系人功能。

通过波士顿咨询（BCG）框架的四维拆解，我们发现香港市场呈现出与全球资管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如果说全球资管总体是“养老金-权益-被动化”的规模螺旋，那么香港资管则是“离岸资金-全球配置-主动溢价”的生态闭环。具体表现为：

资金端，香港呈现“机构资金与高净值财富”双轮驱动格局，与全球以养老金为主导（占比约50%）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香港本地和欧美机构资金主导资产管理业务（机构资金占比70%），私人银行业务则高度依赖大中华区高净值客户（贡献约65%资金来源）。

资产端，离岸资金在香港市场展现出对宏观环境的敏感性和灵活性：权益配置比例从2019年的52%下降至2024年的41%，现金占比则从5%显著提升至11%，同时呈现“减配境内、增配欧美、回流本地”的地域配置转向，这与全球权益配置稳定在48%左右的趋势明显不同。

产品端，香港市场主动高（占比约70%）、被动低，多种产品形式并存。公募基金产品占比逐年温和下降（从38%回落到34%），但管理账户稳定占据28%-32%份额，这与全球资管以公募基金为主，被动化趋势（被动产品年均增速8%）加速形成强烈反差。

费率端：价值支撑价格。尽管面临下行压力，但得益于复杂跨境架构与深度服务溢价，香港公募费率展现出极强韧性（混合型基金管理费率仍维持在1.2%水平），下行节奏温和，未陷入白热化的价格竞争。

行业格局：头部集中，外资主导（前20大管理人占据74%份额且仅1家中资）。其根本原因在于“离岸资金投向全球”的核心诉求，决定了拥有全球投研网络与成熟离岸产品线（如UCITS）的外资巨头具备天然竞争优势。由此可见，离岸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竞争。

展望未来，中资机构的破局之路在于差异化与本土化：一方面可深耕ETF互联互通等特色赛道，发挥对内地资金与政策的敏锐洞察；另一方面不同于外资聚焦顶层私行客户，中资机构应聚焦富裕中产、出海企业等核心客群，借助跨境理财通与大湾区网络，巩固“本土关系”与渠道优势，在细分领域形成可持续的竞争力。

在全球金融正经历秩序重构的当下，资产管理行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资产端因经济增长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而波动加剧，费率端在被动化趋势下面临长期下行压力。然而，香港，这座亚洲至关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正在走出一条有别全球资管的独特路径。

截至2024年末，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强势复苏至35万亿港元，净流入高达7050亿港元（同比81%），印证了其作为全球长期配置首选平台的地位。通过引入波士顿咨询（BCG）的经典分析框架，我们从资金、资产、产品、费率四个维度，系统解构香港资管市场的独特运行逻辑。我们发现：与全球资管行业因养老金主导而趋向“被动化、低费率、头部化”的路径不同[1]，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市场凭借“离岸机构资本”与“大中华高净值财富”的双重基石，成功构筑了一个“离岸资金驱动、主动管理为主、高价值服务定价”的生态体系。

站在新的发展节点，香港的战略定位已超越传统的“超级联系人”，正向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这一目标迈进。在这个“内联外通、中枢在港”的生态中，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将全球流动性转化为长期资产、将复杂需求转化为专业价值的独特能力。

一、市场全景

1.1 现状：规模稳健复苏，资金持续流入，定位迈向全球

从业务结构看，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市场已形成“资管主导、私行协同”的稳健格局。根据香港证监会定义，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市场主要由三大板块构成：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以及信托持有资产。其中，前两类是市场的绝对主体，且份额结构长期保持稳定。截至2024年末，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占据主导地位，贡献了约62%的规模（如图1所示）；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占比约25%。这一稳定的业务格局，构成了市场稳健运行的生态基础。

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依托这一成熟生态，香港市场展现出强大的 “修复韧性”。从规模总量来看，市场强势回归。截至2024年底，行业管理规模已强劲复苏至约35万亿港元，同比增长13%，增速重新超越全球平均水平（12%）。

这一增长的核心动力在于持续的资金净流入：即便在2022年全球市场普跌、本地管理规模出现显著负增长的极端压力下，香港市场依然维持资金净流入（880亿港元）。进入2023年，资金回流显著加速，全年净流入增加至3890亿港元，贡献了当年资产规模增长额的近60%，直接推动当年资产管理规模实现正向增长。2024年，资金净流入进一步倍增至7050亿港元。这种“无论顺境或逆境，资金始终保持净流入”的趋势，构成了香港市场穿越波动、实现修复与增长的最可靠支撑，也凸显了其作为国际财富管理枢纽的持久吸引力与内生稳定性。

在此基础上，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市场的战略定位正迎来关键性跃升。2025年初，在亚洲金融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明确香港作为“亚洲最大的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私人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以此为契机，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2]中进一步提出，将推动香港在未来几年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这一从现状确认到远景规划的连贯定调，清晰勾勒出香港正从亚洲金融枢纽，向全球资产与财富管理中心跨越的战略进程。

1.2 核心特点

香港之所以能承载“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战略愿景，并非仅凭资金的回流，而是根植于其独有的三大优势：“两头在外”的资本资产网络、“中枢在港”的本地化管理生态和“内联外通”的超级联系人功能。

1.2.1 两头在外：资金源来全球，资产配置全球

“两头在外”不仅是国际贸易的经典运作模式，更是对香港作为全球资本跨境配置离岸枢纽的精准概括，如同国际贸易中“市场在外、资源在外”的运作模式。香港资产及管理市场形成了一个高度外向型的资金循环体系：

● 资金源自全球：63%的资产管理规模源自非香港本地投资者，具有极强的吸纳能力。

● 资产投向全球：约77%的资产配置于香港以外的市场，具备广泛的跨境配置能力。

这种双向跨境流动的结构，直接造就了香港极高的跨境资产规模。如图5所示，2024年香港跨境资管规模2.7万亿美元，与瑞士并列全球第一。跨境资产占比[3]远超以内需为主的欧美市场（美国4%，英国8%），也高于区域性门户新加坡43%。据BCG(2025)预测，香港的这一优势地位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其跨境资管规模在2024至2029年间的年复合增长率可达6.3%，到2029年，香港跨境资管规模预计将3.6万亿美元，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1.2.2 中枢在港：“资金汇聚”和“专业管理”的一体化生态

与资金“大进大出”相辅相成的，是高附加值管理活动牢牢扎根的“中枢在港”。这一特征通过制度融合与实际管理两大维度共同构建：

首先，混业经营的独特优势。不同于内地将资产管理（如基金）与财富管理（如私人银行、信托）分业监管的做法，香港证监会将其统一纳入“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范畴。这一“混业经营”的制度优势打破了业务壁垒，使金融机构能在单一体系内提供从“顶层财富规划”到“底层资产创设”的全价值链服务，极大提升了协同效率与市场响应速度。

更关键的是，香港拥有本地专业管理能力。如图6显示，在资金完全自由流动的环境下，仍有超过58%的资产在港管理进行投资决策，意味着香港是重要的 “投资决策中枢”，而非资金“记账中心”。这种“管理本地化”证明了香港在处理全球资产配置时，具备与国际一流水平对标的竞争力。香港构建了一个深度协同的财富与资产管理生态，而非简单的职能分工：

● 财富管理端（私行、家办、信托）：不仅是资金入口，更具备强大的自主投研与大类资产配置能力（CIO Function），直接为高净值客户定制投资决策，而非单纯的代销渠道。

● 资产管理端（公私募）：为市场提供多元化、标准化的投资工具和潜在超额收益策略，既服务于零售大众和机构客户，也作为底层资产服务于私行与家办。

相比内地市场，香港这种“财管端与资管端”角色高度灵活且交叉的生态，确保资金不仅能“进得来”，更能通过专业分工“留得住、投得好”。

1.2.3 内联外通：超级联系人

作为全球唯一能双向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的金融枢纽，中国香港不仅是中国内地资金出海的窗口，更是全球资金配置中国的“主入口”。

● 内联：内地资金构成稳健“基本盘”，2018至2024年间内地资金流入占比稳定在9%-11%，为市场提供持续的流动性支持。

● 外通：全球资金通过香港“配置中国”的强度近年来有所波动：这一趋势在2020至2022年间达到峰值（差额达11%-13%），随后自2023年起有所回落。尽管如此，香港地区投向内地的资产占比仍持续高于内地资金投向香港地区的占比，差额维持在4%以上。这意味着“引导全球资金配置中国”是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市场的独特优势和长期增长基础。

二、四维拆解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市场

在从全景视角了解了香港市场的复苏态势与战略愿景之后，我们引入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经典分析框架，将资管行业增长逻辑拆解为三大增长驱动力与一大制约因素，即：

1.资金端驱动力：由资金净流入带来的增量；

2.资产端驱动力：由资产市场表现带来的存量增值；

3.产品端驱动力：向高费率产品结构迁移带来的增量；

4.费率端制约力：行业费率普降带来的持续性压力。

通过这一框架，我们能清晰揭示香港市场现状的深层逻辑，事实上，香港资管市场的发展，深刻遵循着“资金属性决定产品形态，产品结构影响费率水平，费率压力重塑竞争格局”这一行业普遍规律。

2.1 资金端：机构资金主导资管，大中华财富支撑私行

从总量上看，香港的资金来源结构高度国际化，非香港本地资金和机构资金始终占据绝大部分比例（非香港本地资金长期维持在 60% 以上），且结构异常稳定。这充分印证了其作为离岸财富管理中心的根本属性。但若深入拆解业务板块，从“资金来源地域”（Where）与“客户类型”（Who）作为双维透视，我们发现资产管理（AM）与私人银行（PB）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资金构成规律：“香港本地和欧美机构资金主导资管，大中华财富支撑私行”。这种以“机构资金”和“高净值资本”为主导的成熟形态，本身即为市场提供了极强的“稳定器”功能——这类资金投资的长期性与低投机性，为香港市场提供了穿越周期波动的内在韧性。

资产管理业务：以香港本地、欧美机构资金为主导

资管资金来源更加离岸化和机构化。从资金来源地域来看，香港本地资金仅占约36%，北美资金在整体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中占据约21%-24% 的高位，但在私人银行领域却仅占约 5%，这表明北美资金主要以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金、主权基金）的身份，利用香港的基金产品进行专业化资产配置。从客户类型来看，“法团/金融机构/基金”与“政府/主权财富基金/中央银行”两类核心机构客户，历年合计占比均超过 50%。尤其是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及主权财富基金等“长钱”，几乎全部通过资管业务进行配置。这凸显了资管业务在承接大规模、标准化、战略性资产配置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私人银行业务：以内地和香港本地为核心

私行资金高度集中于大中华区。香港本地资金占比高达约50%，内地约占17%（远高于其在整体资管业务中的9%占比），两地高净值客户贡献了私行约67% 的资金来源。这揭示了香港作为“中国及亚洲高净值人群首选的财富管家与传承枢纽” 的不可替代地位[4]。从客户类型来看，法团/金融机构/基金，在私行客户中占比稳定在45%以上。这或表明香港私人财富持有形式已高度“机构化”，超高净值客户普遍采用个人投资公司等架构持有资产，以实现更深度的风险隔离、税务筹划与代际传承。

值得关注的是2024 年的最新变化：在整体资管规模保持平稳的情况下，欧洲资金在私人银行领域的占比从 4% 翻倍至 8%（如图9）。这可能表明私人财富正在加速布局香港，以寻求亚洲市场的增长机遇与资产多元化。

2.2 资产端：降权益、增现金、加码北美和欧洲

与全球资管市场相对稳定的股债比例不同，香港市场反映了离岸资金对地缘政治风险、宏观经济和美元利率环境的高度敏感性和灵活性，近五年表现出明显的“降权益、增现金、加码北美和欧洲”特征。

从资产类别来看，配置结构正从“权益主导”转向“股债均衡”。香港市场的权益配置占比已从2019年的52%稳步降至2024年的41%，而债券配置稳定在29%左右，现金类资产占比则从5%显著提升至11%（或因美元高息环境）。这一变化与全球趋势（权益占比稳定在48%左右）形成对比，显示出香港投资者在后疫情及加息周期中，风险偏好趋于谨慎，更加注重流动性管理和收益稳定性。

从投资地域来看，资金流向呈现“减配境内，增配欧美，回流本地”路径。其中，中国是核心配置区域：中国香港始终是第一大投资地，占比在2024年显著回升至28%，中国内地作为第二大配置地，占比虽从2021年的高点21%回落至2024年的13%。与此同时，对北美（19%）与欧洲（17%）的配置在2024年达到近年高位，表明中国香港市场在深耕亚洲的同时，全球化分散配置的需求不断增强。

分业务板块看，不同客户群体的风险偏好形成差异化全球配置需求：

● 资管业务体现了机构资金追求全球分散化的特性。各区域占比波动相对较小，未出现大起大落。同样在减持中国内地资产（从21%降至13%），机构资金保留了相对较高的配置权重。这表明，机构投资者在严格的风控框架下，依然坚定遵循“中国+全球”的双核主线。

● 私行业务展现了高净值客户的对冲需求，对中国香港本地的配置比例高（长期维持在30%以上），同时对北美市场的配置比例领先于其他业务（2024年高达29%），对中国内地配置比例从2020年的10%降至2024年的 6%，降幅最大。考虑到私行资金主要源自大中华区高净值客户，这一“极低配”现象恰恰印证了高净值客户的风险对冲需求——他们在中国内地已拥有大量经营性资产，因此在中国香港账户中倾向于最大限度规避境内风险。

● 信托持有资产：2024年其对中国香港的配置高达44%，远超其他板块。投向北美的资金占比在2022年降至11%之后，2024年反弹至28%。而中国内地占比从2018年的20%逐步下降至2024年的10%。

2.3 产品端：主动高，被动低，公募基金和管理账户为主

从产品形态的演变来看，香港资管市场正经历从“标准化零售”向“定制化”的结构性切换。从整体结构看，公募基金占比温和下降，私募基金持续扩张。公募基金占比从2019年的38%逐步回调至2024年的34%，但依然占据最大单一地位。私募基金（包括私募股权、对冲基金、私募信贷等）占比从15%稳步提升至20%，成为增长最快的产品。管理账户始终维持约30%的稳定份额，构成了市场的“压舱石”。这类高度定制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市场份额长期稳定在28%-32%区间，在2024年仍占28%。这凸显了香港市场并非纯粹的产品分销平台，其高净值客户与机构投资者对个性化资产配置与专属投资管理的需求极为刚性且持久，是财富管理业务的核心载体。退休基金占比稳定在7%-8%，而“其他”类产品（可能包括结构性产品、保险挂钩投资等）占比在2024年上升至11%，成为新的关注点，或反映了市场在复杂环境下的产品创新与多元化尝试。

从管理策略维度看，香港资管市场以“主动管理主导”，主动型产品在总资产管理规模（AUM）中占比高达70%。这一“重主动、轻被动”的特征，实际上是金融市场、商业逻辑与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复杂且多元化的投资需求需要主动管理匹配。香港资管市场以离岸资金为主，往往有着个性化收益目标和风险对冲等多元需求，与本土大众资金偏好低费率、单纯跟随大盘（Beta）的被动投资不同，这些离岸资本不满足于简单的指数跟踪，而是需要通过做空机制、杠杆放大、汇率对冲以及流动性较低的另类资产配置来捕捉超额收益。这些复杂的跨市场操作和风险管理，是标准化的被动产品无法实现的，必须依赖主动管理（Active Management）的专业决策与复杂工具运用才能完成。

其次，市场环境提供了显著的“阿尔法（Alpha）红利”。与高度有效的成熟市场不同，香港所辐射的大中华区及新兴亚洲市场仍存在较高的信息不对称与波动性，这为专业机构通过深度研究与主动管理创造超额收益提供了持续空间。

再者，分销渠道存在强烈的利益导向。根据晨星（2022），香港的基金销售高度依赖银行（占比80%），相较于费率透明的被动型产品，主动管理基金能为销售渠道带来更丰厚的尾随佣金。

最后，税收环境削弱了被动型产品的相对优势。如晨星（2022）所指，香港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这使得以税收效率为核心优势之一的ETF等被动工具，在本地缺乏吸引力。

2.4 费率: 中枢下行，但绝对水平仍具韧性

在全球资管行业费率持续下行时，香港资管行业费率变动呈现出与其离岸中心地位相匹配的独特路径。尽管费率中枢同样随行业趋势稳步下降，但其下行节奏更为温和，绝对水平更具韧性。

从趋势上看，2022至2025年间，香港各类基金的管理费率均呈逐年回落，与全球（行业平均费率从2010年的0.28%降至2023年的0.22%）的费率压力方向一致。

然而，香港市场的费率韧性体现在其定价逻辑与幅度上。相较于全球以“基点”为单位（平均费率约0.22%，以每年0.47个基点递减）的激烈竞争，香港基金费率仍以“百分比”计量。至2025年，其混合型基金1.21%的管理费率，也高于内地包含多项费用的综合费率水平。这一差异部分源于香港市场“跨境销售溢价”的结构性特征——费率中包含了覆盖全球分销、多法域合规与高端渠道服务的附加成本，如图18所示，在港销售的产品费率普遍高于在港注册的同类基金。

更深层看，费率结构映射出香港市场的核心价值主张。费率下行并未在此演变为“底线竞赛”，因为其服务对象——全球机构与高净值投资者——对投资能力、跨境便利、安全合规与定制化服务的综合诉求，远高于对费率的绝对敏感。因此，香港的费率演变实质是一种“基于价值的理性回调”，其定价始终锚定于所提供的复杂金融解决方案与离岸枢纽功能，而非陷入单纯的价格竞争。

三、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市场的独特路径

通过BCG框架的四维拆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市场并未简单遵循全球资管的“被动化、低费率、头部化”的终局。相反，它凭借独特的结构性优势，走出了一条“离岸机构和高净值资金驱动、全球灵活配置、主动管理为主、高价值服务定价”的精品化路径。

全球“资管螺旋”的起点是养老金的长钱，而香港市场的基石是全球机构资本与大中华区高净值财富。这一根本性的“资金属性”差异，决定了其演进逻辑的不同：

● 资产端:离岸资金展现出对地缘、宏观经济与利率环境的高度敏感与灵活应对能力（降权益、增现金），在投资地域配置上则展现出“减配境内、增配欧美、回流本地”的策略性转向。

● 产品端：没有走向极致的被动化，而是形成了“主动管理为主、定制化服务满足复杂需求”的混合产品生态。公募基金与管理账户构成稳定基本盘，私募基金持续扩张，形成了服务不同风险收益偏好与流动性需求的立体化产品矩阵。

● 费率端：没有陷入“价格战”，而是通过提供跨境、跨法域、综合性的高附加值服务，其费率下行呈现为一种结构性的温和回调，定价锚在于专业管理能力和服务价值的支撑，而非单纯的成本竞争。

3.1 行业格局：头部集中，外资主导，中资错位突围

由于私募市场数据不透明，我们以香港公募（通常指证监会认可的零售基金）市场来观察香港资管行业格局。整体来看，香港资管市场呈现出极高的头部集中度与显著的外资主导特征。

根据彭博数据显示，截止2025年12月25日，香港公募市场共有192家基金管理人中，前10大机构占据了55%的市场份额，前20大机构的集中度更高达74%。在这头部管理人中，外资机构享有绝对主导权——前20名中仅南方东英（CSOP）一家为中资背景，其余席位均由贝莱德、品浩、富达等全球巨头占据。这一格局绝非偶然，而是反映出香港作为“离岸财富中心”的资金属性与业务逻辑：

1. “全球募资+全球配置”的护城河效应

如2.2所述，当前离岸资金的核心诉求是“增配欧美、减配境内”。国际资管巨头凭借全球的投研网络与产品平台，能够高效对接这类“资金出海”需求。相比之下，中资机构的优势在于充当“外资进入中国的桥梁”，在当前宏观背景下，这一优势难以转化为规模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何市场上规模领先的产品是像PIMCO GIS收益基金这样的债基——它精准契合了离岸资金对“主动管理、稳健收益”的配置刚需。

2. “UCITS架构”的制度便利与规模效应

香港高度开放的监管环境，使得外资机构得以充分利用UCITS（欧盟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架构进行高效布局。机构无需为香港市场单独开发产品，只需将在卢森堡或爱尔兰注册的成熟全球基金，通过基金互认机制或专业投资者豁免途径引入即可销售。这种“全球产品、本地分销”的模式，极大降低了运营成本与合规门槛，形成了产品货架丰富、品牌认知统一的压倒性优势。

3. 渠道端的“马太效应”与品牌闭环

香港私人银行及大型商业银行等主流销售渠道，长期由国际金融机构主导。这些渠道普遍采用严格的“白名单”制度，优先引入历史业绩悠久、全球品牌信誉卓著的机构产品。渠道的偏好进一步强化了资金向头部外资机构的汇聚，构筑了“品牌强—渠道广—规模大—业绩稳”的增强循环，使得市场格局日趋固化。

3.2 中资破局之路：聚焦差异化与本土优势

尽管外资主导格局稳固，但中资机构（比如南方东英）仍通过“差异化、特色化、工具化”策略展开错位竞争：

赛道聚焦：ETF互联互通细分领域

中资机构避开了外资占优的全球宽基赛道，聚焦于特色化工具型产品，如恒生科技、沙特ETF及杠杆反向产品等。凭借对内地资金的深刻理解、政策敏感度及快速产品能力，在ETF互联互通领域建立起差异化的品牌护城河。

资产创新：布局虚拟资产

伴随香港推动Web3中心建设，部分中资机构率先推出虚拟资产现货ETF，抢占新兴资产类别的先发优势（比如华夏人民币数字货币基金）。此举不仅填补市场空白，更体现其在新资产领域争夺定价权的战略意图。

客群下沉：关注富裕中产和出海企业

相比外资聚焦顶层私行客户，中资机构更擅长借助“跨境理财通”等机制，触达大湾区的富裕中产客群，并发挥本地渠道网络优势。此外，伴随中资企业出海趋势，可以通过提供美元货币基金等现金管理工具，逐步成为企业境外财资管理的重要合作伙伴，进一步巩固了“本土关系”基本盘。

3.3 展望

展望未来，香港市场要实现从“亚洲枢纽”到“全球中心”的战略跨越，关键在于将当前“差异化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护城河”，尤其需聚焦“顶层财富锚定”、“稀缺资产供给”、以及“互联互通机遇”三大战略支点。

锚定顶层财富：构建以“家族办公室”为核心的传承生态

《2025施政报告》明确提出进一步优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通过扩大税务宽减适用范围，加速吸引全球家族办公室落地。其深层战略意图，是将香港从传统的“财富管理地”，升级为跨代际的“家族治理与传承中枢”。家族办公室所引领的“耐心资本”，不仅为市场注入长期稳定的活水，其对于另类资产、跨境架构与综合服务的复杂需求，更将直接反哺并提升本地金融业的深度与专业能级。

深化产品创新：打造“人民币离岸资产”与“虚拟/绿色金融”高地

为了进一步夯实费率韧性，香港必须在资产端构建具备稀缺性的核心供给能力，形成从传统货币到前沿资产的立体化护城河。 一方面可以持续深化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优势，通过港股人民币柜台普及与点心债扩容，确立其作为全球唯一深度人民币资产配置枢纽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依托监管先行优势，正加速布局虚拟资产等前沿另类领域，通过代币化基金等创新产品，进一步丰富高溢价资产的供给体系，从而在源头上支撑行业的高价值定位。

优化互联互通：扩充和深化以跨境理财通为代表的互联互通机制

以跨境理财通为代表的互联互通机制的持续完善将从供需两端为香港资管市场注入动能。一方面，这一机制打通境内外资金的双向流动，既为内地居民多元化全球资产配置提供合规便捷渠道，也能高效引入全球各地资金，持续扩容资金蓄水池；另一方面，深化和扩充以跨境理财通为代表的互联互通机制也将丰富资管产品矩阵，吸引全球头部资管机构在港经营，培养香港本土机构的全球资产配置能力，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助力香港稳步迈向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愿景。

文章来源：兴业研究公众号